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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瑞安:

温瑞安: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是为侠

        一贯坚持文字纯粹性的温瑞安认为,武侠小说在表达时,可以很快乐,很活泼,很好玩,很过瘾,很曲折。看上去没有什么微言大义,那才是比较成功的。

       他首先是个诗人。

       以诗出道,因侠成名。他笑言自己甚至有些“嫉妒”《四大名捕》系列,很多人不闻其名而知无情、铁手、追命、冷血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一入侠门深似海”,他说自己是误入“歧途”,回头不是岸,是侠。

        少年的他就颇具“江湖义气”,情不自禁地同情弱小者,他始终坚持,侠出自民间,源于市闾。

       他,就是温瑞安。



      

 “以诗为剑”

       “出名要趁早”在温瑞安身上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。

       如果公开传阅也可以看成一种发表的形式,那么他的武侠创作最早可追溯到小学二年级,一部名为《三只驴子》的连环图画,描绘三只受主人欺压的驴结拜后“翻身做主”的故事。

       这部稚嫩之作竟得到同学的追捧,他遂一发不可收,将周旁同学以真名写入小说。将喜欢或同情的同学刻画为忠肝义胆之士,平素在学校盛气凌人的,就成了他笔下的奸邪人物。成为故事角色的同学都觉着有趣,纷纷要追看各自的下场。

 

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一个“民风原始”的小镇,年少的温瑞安就开始“行走江湖”,与一帮兄弟结义成“十三太保”,还被推为“老大”。“朋友成长中的种种悲与欢,都是岁月一张忧欢的脸,所以难免都在我的小说里比较深刻地留下一些剪影。”他说。


       但诗歌才是温瑞安文学之路的真正起点:他公开发表的头篇文字是一首名为《月亮》的诗。而后,他主编文艺刊物,出版诗集散文,创办诗社,俨然是诗歌界的文艺青年。


        相较于金庸的巍然大气,古龙的简洁奇崛,温的小说更有一种对文字不拘于格的理解。他乐于那种剑走偏锋的表述,如“天色暗得如破旧的僧衣”,把尖嘶声比作酣睡中被人踩了一脚的猫。诗歌即是其因,更为其果。




       温瑞安自称是拿着诗的笔,写成了侠。他说,恭维些讲,可誉为“诗剑合一”,有些中国词人辛弃疾、苏东坡的意味,说得难听些,则是误入歧途,本末倒置,“一入侠门深似海”。


       正因如此,温瑞安在文字中追求“疏落”,空行多、跳跃快,一如讲究“留白”,余有回想空间的中国水墨画。


       回看自己的数百部作品,如果一定要选出比较满意的,他首推诗集《楚汉》,公开出版的小说则是写于1975年的《凿痕》。如果限定于武侠小说,他会选《刀丛里的诗》,这部书以他在台湾受冤的事件为背景,全篇是用诗的语言写的。



        

他始终认定,侠同样能写得富有质感,即增加文字的密度,加强它的节奏感,讲究韵律,扩充其内容的存在量。《少年铁手》中,描绘追命与温辣子激斗时,“追命有一颗小小的头却有一双大大的脚”一句中,他采用了字体从小到大的奇特表达,试图以文字绘出温吐克所见的场景。他乐此不疲于这类创新。


       “所以我的小说包括其他专栏,比较讲究文字的纯粹性,这是我的弱点,也是我的坚持。”他对文字有些近乎固执的情怀。


       “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是为侠”

       顾惜朝、萧秋水、方振眉……这些温瑞安笔下广为人知的人物,他却并未多提,他说武侠小说应更注重女性的角色。他以为男侠过往描摹太多,出彩不易;若以侠以无胜有,以弱胜强,以寡敌众,水才是万物所不能催的观念,妇人、乞丐这些看上去特别孱弱的人,其实武艺特别高强。他承认自己是有些女性崇拜的,他所认识的女性,不是很伟大,就是很可爱,或者很真诚。


      《四大名捕会京师》在香港《武侠春秋》杂志连载时,温瑞安回忆,在起初的构想中,四大名捕里本有一位女性,但杂志社希望他更多地写男性角色,这样男读者比较有代入感。




        继《纵横》、《风流》以龙舌兰为主角之后,温瑞安还写了几个女神捕的故事,叫《销魂》的温柔香、林醉等。但没有刊物约稿,故事没有继续。又如《逆水寒》中果敢的息红泪,为报复曾经的情人而建毁诺城,却又在他落难时出手相助,而不惜毁掉自己亲手建造的基业。温瑞安说本还有二十到三十万字要写,却因杂志社的经济危机作罢。他形容自己有些“悔不当初”,其实他很想好好地着重写一番女侠。


        在温瑞安看来,武侠小说极容易过分沉浸在幻想中难以自拔,幻想到极致则是自恋。如果作品完全“远离地球”,不仅难获共鸣,也违反了武侠的本义。他一向坚信自己对武侠的理解:武侠出自民间。即武侠所折射的是民众共同的想法和需求,共同的期待和渴望。



        

他说,中国传统文化里的“侠”,与西方悲剧中的英雄有共通之处:悲剧造成英雄,英雄的特色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他们所为的事情特别容易遭受到挫折、打击,甚至他们因此牺牲性命。所以悲剧在于,英雄的事业往往无法完成,而要他独立完成。


       “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。”温瑞安解释道,义包括了侠义、礼义、道义、正义、情义等等,当这些义放在某个逆境中衡量时,他们往往哪怕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、利益,都选择义所当为者而为,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后,他特别能意会到“侠”在选择中的可贵。



       就如《战僧与何平》中,“下三滥”何家门下独战江湖的站僧,“宁负本门,不负天下;宁负人,不负义”,因门内主管勾结金兵,暗通西夏,滥杀正义之士而奋然出走,为使‘下三滥’成为‘第一流’的世家,让师弟何平主持大局,而独战“六派”众人,要杀尽“德诗厅”主持何富猛一干强敌,却最终被何平所害。


    《杀楚》中的方邪真,是温很喜欢写的一个人物。方邪真厌恶江湖,有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却选择重入江湖,在命还是自己的时候,要为一个仅仅见过一面的朋友用一次,“打该打的仗、做该做的事、杀该杀的人”。“他是个标准的文人去从侠,有着文人的犹豫不决、多情胜情,作为侠是吃大了亏。”温瑞安解释说。


        但生性好玩的温瑞安,不想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传道者。“小说在表达的时候,可以很快乐,看上去没有什么微言大义,那才是比较成功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借着武侠小说的外衣,把微言大义“深藏祸心”,像图穷而不匕见一样,放在自己的作品中。



        “武侠可以是时事”


        温瑞安认为自己有一颗孩童的心,喜欢不断“试新”,因此希望他的任何一部新作,不再重复以往,若无些许新意,他宁愿暂且搁置不写。他把自己比作虾,正在“脱壳”,等待“重生”。



        

 对于“巨坑”、“坑爹”的称号,他也并不避讳,但表示自己并没有停止写作,若出版社能达到他的要求,他会考虑出版,但之前需要时间重修小说的文辞、破绽等。如有可能,他也不排除在近年内推出《少年无情》、《天下无敌》、《四大名捕走龙蛇》、《蜀中唐门》中的一部。就近年流行的武侠原著改编,他直言不讳地批评“已创作的武侠剧成功的很少”,对由于不懂武侠,才颠覆武侠的噱头很有些不满,为什么不能静下来好好拍一些武侠?他提及刚刚和儿子一同观看的《功夫熊猫2》,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,被好莱坞发挥得非常不错。



        “有抱负的武侠小说家,都是有意要颠覆武侠小说,写武侠、看武侠不代表他完全认同武侠,他只是要再丰富,再创造,再审视,再批判武侠。”温瑞安拿出金庸笔下“庙也不收,堂也不要,破房子没有一间”的令狐冲作比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微武侠”就是他曾追赶的潮流。因为难才好玩,所以才要尝试,每天一个小故事,就想尝试这般写武侠是否可行。“如果大家觉得好玩我就多发表些,不好玩我就还当神仙去。”他的笑声也有如江湖豪客般的爽朗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好玩”的背后,包藏着他对侠义精神的理解:武侠源自民间,来自伟大的同情。侠常在市闾与民共乐,也同仇敌忾。



        “武侠不一定是古代的,武侠是一个名词。”他的武侠观也是推陈出新的。在他看来,侠在人心,现代社会同样有侠义存在:公交车上疲惫的乘客,却让座给老弱者,未尝不可视作“侠”,可谓之“小侠”;路旁卖烧烤的小贩,帮被抢女子追回钱包,亦是“侠”的一种体现,可视作“中侠”,因为有了具体行动。


        “为什么武侠不能是时事的呢?”他反问道,其实武侠应当是世俗的,可以关心平民百姓的生活和不平之事,如“我爸是李刚”、药家鑫案等等,以侠的方式,通过很短的情节和文字,延展出时事的话题。


        这正是他“醉翁之意”所在,温瑞安承认,即使有通天的功能,也很难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写出一部既完整又无懈可击的小说来,“所以我要的只是一个点,等到这个点聚集到例如一百天的时候,把这些点串联成一条线,再把这些线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图,这个图就是我武侠的蓝图。”



(刊于《 京华周刊 》见习记者 许夏颖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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